中国史学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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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史学之发展,可分为古代、近代、现代三个阶段。古代史学史,包括先秦、秦汉、唐朝、清朝乾嘉时期,中唐以后设置史馆,纂修实录,并形成修史制度。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传统史学引入西学史学方法

历代史学发展[编辑]

三皇五帝[编辑]

  • 据传说,黄帝时期,中国就设有史官。汉字的发明者仓颉就是黄帝的史官[1],他为了记录史事而创造了不少汉字[2]刘知几于《史通‧史官建制》曰:“盖史之建官,其来尚矣。昔轩辕氏受命,仓颉、沮诵实居其职。至于三代,其数渐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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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商代的史官,负责主持祭祀。

东周[编辑]

周代时已经具有人文主义精神,周公言:“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”,周人虽然还保留殷人的许多自然神并加以祭祀,但这个神是属于“人格神”,上天对人间政权具有充分得自主决定权。换言之,天命是受系于人事,政权移转,历史的推动不是天意或人事一方面就可以单独专决的。

  • 春秋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,原是鲁国的国史。

春秋战国[编辑]

春秋之际,时代剧变,先秦诸子各提出不同思想与历史观,阴阳家序四时之顺,儒家重君臣父子之礼,列夫妇长幼之别,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,墨家彊本节用,名家器名实,道家使人精神专一。各家争鸣,皆期能于乱世之中发迹,进而成为显学,以道救世。

尚书》,为先秦时代政事文献的汇编[3],内容以上古及的君王重臣进行宣示布告的讲话记录为主[4][5]。《尚书》为中国文学散文创作之祖,文风质朴。

汉朝[编辑]

司马迁画像

至两汉时,在经学的弥漫下,中国的已经完成“前三史”。

  • 汉朝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提出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著述宗旨。
  • 班固的《汉书》,“文赡而事详”,仅记西汉一代史事,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之先河。

魏晋南北朝[编辑]

魏晋时期,因儒家失去原有的权威,个人意识觉醒,士人在分崩离析中发现自我,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,故此期的史学特色是将志异、杂传入史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,有关汉末至晋朝时期的著作很多,杂史类有《汉灵、献二帝纪》、《山阳公载记》、《汉末英雄记》、《魏武本纪》、《魏尚书》、《魏晋世语》、《魏末传》、《吕布本事》、《晋诸公赞》、《晋后略记》、《典略》等,逯耀东统计汉晋时期的杂传多达493种[6]

东汉末年以后,史学有简化的趋势,傅玄“讥后汉之尤烦”,裴松之批评《三国志》“失在于略”。《后汉书》卷62《荀悦传》:“帝好典籍,常以班固《汉书》文繁难省,乃令悦依《左氏传》体以为《汉纪》三十篇,诏尚书给笔札。”蒙文通亦表示说:“言史贵约,实晋人之创论。”[7]

唐朝[编辑]

唐太宗时,设立史馆修前史、著当朝实录,立起居郎专掌记注,史家从私人修史变成国营企业化,以后的国史皆是如此

宋朝[编辑]

宋朝史学发达,史家陈寅恪说:“中国史学,莫盛于宋”。宋朝有多个官方修史机构,如起居院、日历所、实录院、国史院、会要所等。宋代《神宗实录》重修五次之多,形成了墨本、朱本、新本三种版本[8]。邹志峰在《宋代考据史学三题》中说:“宋代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家修史,都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史学传统,即在史著正文下以注文的形式附录签帖考异,以明示去取之意,这是宋代史学家治史严谨的最好例证。这种传统早在官修《宋太祖实录》开始以朱墨杂书时已见萌芽。”

宋朝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当属司马光主编的《资治通鉴》,叙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(公元前403年),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(公元959年),是一部编年体通史。至南宋时,郑樵著有《通志》,与唐杜佑《通典》、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合称“三通”。此外重要的史学著作还有薛居正编修的《旧五代史》和欧阳修私撰的《新五代史》。还有范成大《吴郡志》、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、周密《武林旧事》等。

元朝[编辑]

明朝[编辑]

明朝私人修史的风气盛行。

清朝[编辑]

清朝乾嘉以后注重考据学。

民国 (大陆时期)[编辑]

钱穆著有《国史大纲》上下两册,序中自称“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,明白示人,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、社会、文化、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”,再者“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,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”。《国史大纲》很大的一个“特色”是不列注解,不引任何书目。

两岸分治时期[编辑]

金毓黻著《中国史学史》(1962年)一书说:“史官记注、官署档案、州郡计书、文士别录、金石之志、地下之藏无一不为史料。如何葺录、保存、考订、编次,以至传世行远,吾国先哲,实优为之。”

中国史学特别之处[编辑]

  • 论赞:中国的史书,自《左传》以降,无论正史,甚至记事本末,在文章之后还有一个历史家抒发自己意见的天地,称为“论赞”(或称史赞),是中国传统史学特别为撰史者留下的空间。论赞的头衔虽是五花八门,不过意思都是一样的,即是在严肃而客观地叙述历史事实之后,可以主观地在论赞中发表对历史事件的议论和历史人物的评价。
  • 体例:中国史书除了正史,尚有别史、史评、记事本末体等体例,每种体例,各有其千秋。
  • 内容:内容方面,太史公已降,正史除却〈本纪〉、〈世家〉、〈列传〉等记人体例之外,尚有〈书〉、〈表〉等系统,〈书〉分类记述各种典章制度,除包含政经、法令、职官、军事外,亦记述天文、地理、历法、图书,〈表〉则提供查阅史事的方便。
  • 叙事:中国的历史总有不失真且脍炙人口的叙事,例如太史公将鸿门宴的场景与人物个性描述的栩栩如生,读者若有亲临其境之感。
  • 职务:司马迁《史记‧报任少卿书》:“文史星历,近乎卜祝之间。” 可见中国史官与西方史家不同之处在于早期的史官除著史以外,还得兼任天文历法,后来则回归记录,如班固《汉书‧艺文志》:“古之王者世有史官,君举必书,所以慎言行、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。”

注释[编辑]

  1. ^ 世本·作篇》:“沮诵、苍颉作书。”宋衷注:“沮诵、苍颉,黄帝史官。黄帝之世始立史官,沮诵、苍颉居其职矣。”
  2. ^ 《书断》曰:“古文者,黄帝史仓颉所造也。颉首有四目,通于神明,仰观奎星圜曲之势,俯察龟文鸟迹之像,采乎众美,合而为字。”
  3. ^ 《荀子·劝学篇》:“故‘书’者,政事之纪也”
  4. ^ 朱自清. 經典常談. 《尚书》包括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,大部分是号令,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,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。也有记事的,可是照近人的说数,那记事的几篇,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,应该分别的看。那些号令多称为“誓”或“诰”,后人便用“誓”、“诰”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。平时的号令叫“诰”,有关军事的叫“誓”。君告臣的话多称为“命”;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,偶然有称为“谟”的。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,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;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,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。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,并非写出的文告;史官纪录,意在存作档案,备后来查考之用。 
  5. ^ 汉书·艺文志》:“书者,古之号令,号令于众,其言不立具,则听受施行者弗晓。”
    史通·六家篇》:“盖《书》之所主,本于号令,所以宣王道之正义,发话言于臣下,故其所载皆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。”
  6. ^ 逯耀东《〈隋书·经籍志·史部〉及其杂传类的分析》,载氏着《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》
  7. ^ 蒙文通:《中国史学史》七“史体之发达”
  8. ^ 范冲绍兴五年二月上《论修神宗实录及别撰考异疏》:“神宗皇帝实录,既经删改,议论不一,复虑他日无所质证,辄欲为《考异》一书,明示去取之意……臣记绍圣重修实录本,朱字系新修,黄字系删去,墨字系旧文,今所传本,其删去者,止用朱抹,又其上所题字,盖当时签帖,今考异依重修本书写,每条即著臣所见于后,庶几可考。”

参考资料[编辑]

  • 杜维运,《中国史学史》(全三册),(台北,三民书局,1993、1998、2004)。
  • 沈刚伯,《沈刚伯先生文集》,(台北:中央日报,1982)。
  • 汪荣祖,《史学九章》,(台北:麦田出版,2002)。
  • 逯耀东,《魏晋史学及其他》,(台北:东大出版,1998)。
  • 雷家骥,《中古史学观念史》,(台北:学生书局,1990)。

外部链接[编辑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