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史學史

維基百科,自由的百科全書
跳至導覽 跳至搜尋

中國史學之發展,可分為古代、近代、現代三個階段。古代史學史,包括先秦、秦漢、唐朝、清朝乾嘉時期,中唐以後設置史館,纂修實錄,並形成修史制度。鴉片戰爭之後,中國傳統史學引入西學史學方法

歷代史學發展[編輯]

三皇五帝[編輯]

  • 據傳說,黃帝時期,中國就設有史官。漢字的發明者倉頡就是黃帝的史官[1],他為了記錄史事而創造了不少漢字[2]劉知幾於《史通‧史官建制》曰:「蓋史之建官,其來尚矣。昔軒轅氏受命,倉頡、沮誦實居其職。至於三代,其數漸繁。」

[編輯]

  • 商代的史官,負責主持祭祀。

東周[編輯]

周代時已經具有人文主義精神,周公言:「皇天無親,惟德是輔」,周人雖然還保留殷人的許多自然神並加以祭祀,但這個神是屬於「人格神」,上天對人間政權具有充分得自主決定權。換言之,天命是受繫於人事,政權移轉,歷史的推動不是天意或人事一方面就可以單獨專決的。

  • 春秋》是中國傳世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,原是魯國的國史。

春秋戰國[編輯]

春秋之際,時代劇變,先秦諸子各提出不同思想與歷史觀,陰陽家序四時之順,儒家重君臣父子之禮,列夫婦長幼之別,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,墨家彊本節用,名家器名實,道家使人精神專一。各家爭鳴,皆期能於亂世之中發跡,進而成為顯學,以道救世。

尚書》,為先秦時代政事文獻的彙編[3],內容以上古及的君王重臣進行宣示佈告的講話記錄為主[4][5]。《尚書》為中國文學散文創作之祖,文風質樸。

漢朝[編輯]

司馬遷畫像

至兩漢時,在經學的瀰漫下,中國的已經完成「前三史」。

  • 漢朝司馬遷的《史記》,提出「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」的著述宗旨。
  • 班固的《漢書》,「文贍而事詳」,僅記西漢一代史事,開創了紀傳體斷代史之先河。

魏晉南北朝[編輯]

魏晉時期,因儒家失去原有的權威,個人意識覺醒,士人在分崩離析中發現自我,從傳統的束縛中解放,故此期的史學特色是將志異、雜傳入史。據《隋書·經籍志》載,有關漢末至晉朝時期的著作很多,雜史類有《漢靈、獻二帝紀》、《山陽公載記》、《漢末英雄記》、《魏武本紀》、《魏尚書》、《魏晉世語》、《魏末傳》、《呂布本事》、《晉諸公贊》、《晉後略記》、《典略》等,逯耀東統計漢晉時期的雜傳多達493種[6]

東漢末年以後,史學有簡化的趨勢,傅玄「譏後漢之尤煩」,裴松之批評《三國志》「失在於略」。《後漢書》卷62《荀悅傳》:「帝好典籍,常以班固《漢書》文繁難省,乃令悅依《左氏傳》體以為《漢紀》三十篇,詔尚書給筆札。」蒙文通亦表示說:「言史貴約,實晉人之創論。」[7]

唐朝[編輯]

唐太宗時,設立史館修前史、著當朝實錄,立起居郎專掌記注,史家從私人修史變成國營企業化,以後的國史皆是如此

宋朝[編輯]

宋朝史學發達,史家陳寅恪說:「中國史學,莫盛於宋」。宋朝有多個官方修史機構,如起居院、日曆所、實錄院、國史院、會要所等。宋代《神宗實錄》重修五次之多,形成了墨本、朱本、新本三種版本[8]。鄒志峰在《宋代考據史學三題》中說:「宋代無論官修史書還是私家修史,都形成了一種良好的史學傳統,即在史著正文下以注文的形式附錄簽帖考異,以明示去取之意,這是宋代史學家治史嚴謹的最好例證。這種傳統早在官修《宋太祖實錄》開始以朱墨雜書時已見萌芽。」

宋朝最著名的史學著作當屬司馬光主編的《資治通鑒》,敍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(西元前403年),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(西元959年),是一部編年體通史。至南宋時,鄭樵著有《通志》,與唐杜佑《通典》、元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合稱「三通」。此外重要的史學著作還有薛居正編修的《舊五代史》和歐陽修私撰的《新五代史》。還有范成大《吳郡志》、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、周密《武林舊事》等。

元朝[編輯]

明朝[編輯]

明朝私人修史的風氣盛行。

清朝[編輯]

清朝乾嘉以後注重考據學。

民國 (大陸時期)[編輯]

錢穆著有《國史大綱》上下兩冊,序中自稱「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真相,明白示人,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、社會、文化、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」,再者「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,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」。《國史大綱》很大的一個「特色」是不列註解,不引任何書目。

兩岸分治時期[編輯]

金毓黻著《中國史學史》(1962年)一書說:「史官記註、官署檔案、州郡計書、文士別錄、金石之志、地下之藏無一不為史料。如何葺錄、保存、考訂、編次,以至傳世行遠,吾國先哲,實優為之。」

中國史學特別之處[編輯]

  • 論贊:中國的史書,自《左傳》以降,無論正史,甚至記事本末,在文章之後還有一個歷史家抒發自己意見的天地,稱為「論贊」(或稱史贊),是中國傳統史學特別為撰史者留下的空間。論贊的頭銜雖是五花八門,不過意思都是一樣的,即是在嚴肅而客觀地敘述歷史事實之後,可以主觀地在論贊中發表對歷史事件的議論和歷史人物的評價。
  • 體例:中國史書除了正史,尚有別史、史評、記事本末體等體例,每種體例,各有其千秋。
  • 內容:內容方面,太史公已降,正史除卻〈本紀〉、〈世家〉、〈列傳〉等記人體例之外,尚有〈書〉、〈表〉等系統,〈書〉分類記述各種典章制度,除包含政經、法令、職官、軍事外,亦記述天文、地理、曆法、圖書,〈表〉則提供查閱史事的方便。
  • 敘事:中國的歷史總有不失真且膾炙人口的敘事,例如太史公將鴻門宴的場景與人物個性描述的栩栩如生,讀者若有親臨其境之感。
  • 職務:司馬遷《史記‧報任少卿書》:「文史星曆,近乎卜祝之間。」 可見中國史官與西方史家不同之處在於早期的史官除著史以外,還得兼任天文曆法,後來則回歸記錄,如班固《漢書‧藝文志》:「古之王者世有史官,君舉必書,所以慎言行、昭法式也。左史記言,右史記事。」

注釋[編輯]

  1. ^ 世本·作篇》:「沮誦、蒼頡作書。」宋衷註:「沮誦、蒼頡,黃帝史官。黃帝之世始立史官,沮誦、蒼頡居其職矣。」
  2. ^ 《書斷》曰:「古文者,黃帝史倉頡所造也。頡首有四目,通於神明,仰觀奎星圜曲之勢,俯察龜文鳥跡之像,採乎眾美,合而為字。」
  3. ^ 《荀子·勸學篇》:「故『書』者,政事之紀也」
  4. ^ 朱自清. 經典常談. 《尚書》包括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,大部分是號令,就是向大眾宣佈的話,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話。也有記事的,可是照近人的說數,那記事的幾篇,大都是戰國末年人的製作,應該分別的看。那些號令多稱為「誓」或「誥」,後人便用「誓」、「誥」的名字來代表這一類。平時的號令叫「誥」,有關軍事的叫「誓」。君告臣的話多稱為「命」;臣告君的話卻似乎並無定名,偶然有稱為「謨」的。這些辭有的是當代史官所記,有的是後代史官追記;當代史官也許根據新聞,後代史官便只能根據傳聞了。這些辭原來似乎只是說的話,並非寫出的文告;史官紀錄,意在存作檔案,備後來查考之用。 
  5. ^ 漢書·藝文志》:「書者,古之號令,號令於眾,其言不立具,則聽受施行者弗曉。」
    史通·六家篇》:「蓋《書》之所主,本於號令,所以宣王道之正義,發話言於臣下,故其所載皆典、謨、訓、誥、誓、命之文。」
  6. ^ 逯耀東《〈隋書·經籍志·史部〉及其雜傳類的分析》,載氏着《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》
  7. ^ 蒙文通:《中國史學史》七「史體之發達」
  8. ^ 范沖紹興五年二月上《論修神宗實錄及別撰考異疏》:「神宗皇帝實錄,既經刪改,議論不一,復慮他日無所質證,輒欲為《考異》一書,明示去取之意……臣記紹聖重修實錄本,朱字系新修,黃字系刪去,墨字系舊文,今所傳本,其刪去者,止用朱抹,又其上所題字,蓋當時簽帖,今考異依重修本書寫,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,庶幾可考。」

參考資料[編輯]

  • 杜維運,《中國史學史》(全三冊),(臺北,三民書局,1993、1998、2004)。
  • 沈剛伯,《沈剛伯先生文集》,(臺北:中央日報,1982)。
  • 汪榮祖,《史學九章》,(臺北:麥田出版,2002)。
  • 逯耀東,《魏晉史學及其他》,(臺北:東大出版,1998)。
  • 雷家驥,《中古史學觀念史》,(臺北:學生書局,1990)。

外部連結[編輯]